拼命三娘韦飞燕：用6年攻下花红商标 

        三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，韦飞燕有点感冒，时不时轻声咳嗽，但她仍穿着裙子和薄丝袜。化妆时，她靠在椅子里，有几分疲惫。每年的两会她都格外辛苦。因为代表、委员中女性少，会上就会安排女性发言，会下还邀请她们参加活动。

　　对待自己必须要做的事，韦飞燕是“拼命三娘”，但并非只知勇往直前，而是心思缜密。她自称性格中有父母的影子。韦飞燕的父亲是做老师的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文革时被划为老九，遭到追杀。一起被抓回来的很多人都被乱棍打死，由于父亲人缘好，得以逃生。一家人下放农村，日子过得很苦。没钱买卷烟，父亲就自己做生烟。“每一次，他把烟叶中间的叶茎挖掉，再整整齐齐地卷起来，压得很实，然后切成烟丝。整个过程我一直看，觉得我爸做事特别认真。我妈是性子很急的人，她是裁缝，做事很快，但是相对比较粗。我既学了我爸身上的优点，很认真，又继承了我妈身上的缺点，很暴躁。”韦飞燕说。

　　1983年，韦飞燕刚进花红药业厂时候，按现在的标准那还不能称得上是药厂，只能说是半机械、半手工的作坊。医药行业1985年开始开放，从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面向市场，很多企业傻了眼，花红就是其中之一。找不到一条能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，连年亏损，债台高筑。厂长走马灯似地换，越换越糟糕。到韦飞燕的前任，管理上有所起色，企业状况稍微缓和，但由于之前的亏损太大，积重难返。1998年，做副厂长的韦飞燕出差途中突然接到任命，让她回来接任厂长。原厂长是政府挂职的，决定要走。

　　刚上任那阵子，韦飞燕跟员工交流时经常很急躁，习惯用简单的方法处理事情。在企业小的时候问题并未显现，等到碰壁，她回想起自己做副职的时候上司如何跟自己交流，才理解了前任的管理方法和沟通技巧。前厂长告诉过她，向上级部门汇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事情在五分钟内讲清楚。

　　“花红”商标的注册屡受挫折。当时已有中药厂拥有“红花”商标，中文本就可以从左右两边念，因此“花红”涉嫌侵权，注册商标申请屡次被驳回。此时，女人的韧性发挥了作用。“女人天生比男人多一点韧性，做事比较执着，不放弃、不服输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。”每年申请被驳回，韦飞燕就增加理由再申请，很多业内人士都告诉她申请成功是不可能的，劝她放弃，但她依然坚持。6年后，专家们感觉到了她这股劲儿，也看到“花红”的名声越做越大，已经盖过了“红花”，建议韦飞燕在中文下面加上拼音，就同意注册。

　　“这么多年职业生涯走过来，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女性有什么优势。在男权社会，女人处处是劣势，有时候感觉实在是在夹缝中生存。比如中国的交友习惯特殊，在饭桌上，很多男性几杯酒下肚就能称兄道弟，很多事情就能势如破竹，而我们女性在这方面就特别艰难，做事要处处谨慎，维护自己形象，注意他人感受，特别累。”韦飞燕因此做方案一定要比别人更完善，去争取项目、参与评比，一定要比别人更细致，在任何场合她都会反反复复地演练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文/赵芃